摘自《人民教育》2013年第1期 作者：刘群
2012，又一个奥运年，中国以38枚金牌的骄人战绩稳居世界第二。
与此相比，另一则消息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2010年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调研结果显示，中小学生身体素质持续20年下滑的趋势得到初步扼制，爆发力、柔韧性、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指标与2005年相比，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①
显然，这个消息更应该令全社会欣慰。因为，前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当前的实力，后者则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未来的实力。
1815年惠灵顿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之后说过：“这场战争是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打赢的。”尽管这位著名将军、政治家在伊顿公学读书时成绩很差且中途退学，但伊顿的体育教育却为他一生的功勋奠定了基础。
近200年过去了，惠灵顿的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不管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教育的基本价值亘古不变，它关乎顽强、勇敢、智慧、忠诚、尊严、合作……一个学生，从学校里走出去的时候，他手里的成绩单只是一张单薄的纸片，而他所获得那些无法看到的基本素质，才决定他将走出什么样的道路、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012，也是多事之秋。这一年中，围绕中国的若干岛屿，纷扰不断。这也更加促使我们反思：面对这个风云多变的世界，我们的学生是否做好了准备？他们是否足够强健、足够智慧，以应对种种可能出现的忧患与危局？
体育，究竟有多么重要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历史上培养了19位英国首相和36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的伊顿公学，它的体育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在伊顿，每周体育课时达23小时，基本每天都有半天都在运动，学校设有足球、橄榄球、赛艇、田径、曲棍球、板球、野地游戏等8门必修体育课和27门选修体育课。其中，一些伊顿特有的运动，如“伊顿五人”、墙球赛、野地游戏赛等以勇猛、粗鲁、对抗强度大而著称，一场比赛下来，男孩们经常是一身泥水、满脸挂花。
在近600年的时间里，一批批13岁的稚嫩男孩（包括王室子弟）进入伊顿，经过5年的摸爬滚打，他们学会了勇敢、尊重、团结、合作，完成了他们生理、心理、知识、体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全面成长。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惠灵顿的话绝非只是对母校的礼貌恭维，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与赞叹！
60多年前，学者储安平曾对英国人的体育教育做出精辟的论述：“英人对于运动的观念不像希腊人那样以达到体格均匀的人体美即为满足，他们复进一步以运动实为锻炼性格的最好的方法。”
“英人生活中有所谓team work者，即言全队队员（团队中的每一分子）均须融洽合作，以争取全队（团队）的胜利（成功）为最高目的；人人均应放弃其一己的得失而争取全体的得失……这种‘坚定的友谊’乃为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英国的公学里，殆无一不建有广大葱郁的运动场……英人盖欲在运动场上培养国民的性格，造就领袖的人才……一个运动队队长所应具备的特质就是公正、勇敢、有决断、能自持……在英国，无论学校或社会，公正、勇敢、决断、自持就是成为一个领袖的主要条件。” ②
体育不仅带给学生强健的体魄，更带来坚毅的性格和强健的精神，因此，它不应只被看作花边式的教育的点缀，而应作为培养人才的极重要方面。
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也认为：“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
作为英才辈出、蜚声中外的南开学校校长，他指出：“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然而现实中，在升学率和学业成绩的压力下，体育在学校教育中长期处于尴尬的地位。我们的小学生一周仅有4-5节体育课，中学生仅有3节体育课，还常常被“更为重要的”语数外挤占。学生们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不能忘记，2006年有关部门发布了一则消息：自1985年起，中国青少年学生在肺活量、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等方面指标连续20年下降。此消息一出，全社会为之震动，钟南山院士等社会知名人士上书中央，要求加强对青少年体质问题的重视。
的确，我们的体育，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时候了！
几年过去，学生体质下降的趋势已得到初步遏制，但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提醒自己：是否对体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是否能达到70多年前张伯苓先生“体育比什么都重要”的认识水平？是否真正理解“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
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
在清代，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一生精力充沛，做了很多大事。他的成就，与其强健的身体与精神密切相关。那个时候的体育锻炼以骑射为主，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四十八次。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每次围猎都一马当先。③
１７１９年，康熙曾对御前侍卫历数自己的猎获：“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可以想象，一个有力量亲手猎杀老虎豹子的君主，面对一个庞大的国家，面对无数复杂艰难的事务，才能英姿勃勃地建功立业、震慑周边诸雄！而到了清朝末期，随着几代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身体到精神日益孱弱，一代王朝也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
历史上的兴衰得失，从来都不是侥幸或偶然。其中的永恒道理，值得我们反思与警醒。
一所真正负责任的学校，首要的培养目标不是得到分数，而是得到人
2012年1月底，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单为中国开了专题。
这是一本世界一流的杂志，距上一次它开专题，时间过去了整整70年。那是1942年，二战正酣，它为美国开了专题。而今年，世界正饱受经济危机煎熬。在困难时期，世界需要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上一次是美国，这一次是中国。
根据该杂志设置的21项指标，中国已有半数以上超过了美国。由此该杂志大胆预测，到2018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④
尽管对这个预测尚有很大的争论，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中国的崛起已成定势，无可阻挡。
前景光明，道路曲折，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胜，我们究竟需要些什么？
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22日载文指出，世界再次出现了技术大变革的机遇，而这些变革的中心都在美国。文章作者（美国数字电力集团创始人、物理学家马克•米尔斯和美国西北大学麦考密克工程及应用科学学院院长胡里奥•奥蒂诺）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文化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那些不可辩驳的强大特征，也就是开明的思想、冒险的精神、勤劳和幽默的品质以及对于新创意十分重要的一点——恰如其分的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
他们由此推断：“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涌现出苹果公司或者史蒂夫•乔布斯？”
美国人的自信固然也有道理，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广袤国土上，也生活着充满活力的人民，他们从来都不缺乏美国人所引以为豪的那些品质与特征。
让我们来看两个“草根”的奋斗历程。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是鄂陕交界处一个偏僻的小镇。47岁的吴在国是关防人公认的“首富”，他的财富数以亿计。
他家兄妹7人，早年间“吃了早饭愁午饭”。14岁辍学后，吴在国帮家里务工。他的朋友说，他“不甘贫困”、“胆子大”。他17岁开始做生意，最初是筹集几十块本钱，扛条扁担漫山遍野从农户家收购核桃、木耳，挑到集镇变卖。
后来，他从农户收购生猪，拉到集镇宰猪卖肉。再后来，国家粮食专卖放开，他又做起粮食生意。粮食市场变幻不定，1996年，他一下子亏掉30多万，瞬间一贫如洗，债主不断逼债。
有人让他一跑了之，但吴在国觉得不能放弃，“一放弃就完了”。1997年，他出门打工，去河南灵宝金矿挖矿。他带着10多个工人，承包了一个小坑口，跟工人同吃同住，一起干活。他坚持了7年，直到2004年才把债务还清。2008年，他自己开办了选矿厂，从过去只会挖矿发展到了精选金矿，事业开始腾飞。目前，他的公司日选金矿千吨，成为灵宝市名列前茅的大选矿企业。
吴在国在乡邻中以“出手大方”著称。同乡年轻人创业急需十万八万资金，找他借钱从不含糊。据说，他一手带出的百万富翁有七八个。⑤
而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小学五年级辍学，18岁时到县城的胶莱河干活，“很不情愿地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20多岁时莫言离开家乡当了兵，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那时他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熊熊燃起。
这一时期，莫言曾向全国许多报纸、杂志投稿。每次他都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之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的等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
直到1981年，他才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4年秋天，尚不知名的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至今，莫言已发表了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出版过5部散文集、一套散文全集、9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⑥
我们不能不承认，许多有成就的人，其实并未接受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而是有些残酷地被早早推入社会，在那里，他们习得了一些重要的品质，比如诚实、勤奋、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等等。这些品质，才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而拥有这些关键品质的国民，正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是国家间竞争的凭借啊！
与之相比，系统知识的获得、学业成绩的高低反而不是过于重要的问题。一个心怀梦想、积极进取的人，他总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他所必需的知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我们的学校把知识传授作为主要任务，而忽视了这些关键品质的培养，是不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呢？让只会获取高分的学生踏入社会，这于国家、于学生，是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呢？
分数易得，而品质不易得。正如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所说：“我们学校的学术水平在英国不是第一。这一点，我很高兴，这表明我们不是一心钻研学术而不顾自己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人格健全的人才，其次才是他们的学术能力。”
一所真正负责任的学校，首要的培养目标不是得到分数，而是得到人——拥有关键品质的、人格健全的、活力四射的人。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大敌
2012年4月，北京市第32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在88项获得头奖的作品中，涉及环境工程、医药、生物化学等多个领域，比如：槲芪散主要成分与肝癌细胞增殖机制、病毒聚合酶PA亚基N段蛋白表达、石墨烯用于环境净化纳米催化剂……
这项赛事的前身是1979年开始举行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会，俗称“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竞赛，近年来参赛学生逐年增多，今年吸引了30多万名中小学生参加。
“以前一个小制作就有可能获奖，现在已经不行了。”一位评委这样评价。有评论指出，该项赛事正在走向“高、精、富”。
在北京，科研机构、高校云集，有100多个重点实验室，很多学生的课题是借助专业实验室完成的，由院士和专家直接指导，这是连一般科技人员都难以企及的机会。还有一些学生的作品体现出各自的“家学”背景，比如：学生的父母是搞生物医药研究的，他们的作品也偏向这些研究。⑦
毋庸讳言，从“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演变为“高精富”，背后是对高考保送、加分等功利目的的追逐。因为有了功利的目的，我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背离了它的初衷，甚至失去了育人的价值。这一点，正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
2010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对高考政策作出调整，规定除进入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外，奥赛全国决赛获奖学生、科技类竞赛相关获奖学生都不再有保送资格，此政策从2014年高考开始适用。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大敌。不仅需要相关政策的“去功利化”，而且需要师长们心态的调整。
全国首届教书育人楷模于漪在谈到培养自己的孩子时说：“我们要求孩子老老实实做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我们从没有要求孩子出人头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培养成科学家、尖端人才……现在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那样岂不是天上的白云也没有了，黑压压的一片？”
“每个孩子本身是不同的，强扭的瓜不甜。大多数孩子都是普通人，如果他有天分，再在某一方面扶植他，这是正确的。”⑧
诚然，即使是作为师长，我们也没有权力干预学生的自由生长和人生的自主选择。小草有小草的快乐，大树有大树的快乐，我们不能逼迫一棵小草长成大树，强扭的瓜一定不甜。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所谓的高精尖人才，而是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能够健康成长的环境，使学生在体能上、精神上获得充分的发展，成长为身心俱健的人。这是最大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一旦发现自己的兴趣、天分及才能所在，他充沛的体力和强健的精神会支撑他一路顽强地走下去，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国家强大之本，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并以此调整我们的教育行为。
只有我们的学生足够强大和自立，走出他们或平凡或卓越的精彩人生，我们的教育才能获得足够的尊敬。这是严峻的考验，也是走向成功的契机。
注释：
① 李小伟张东：《学生体质监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喜忧参半》，中国教育报，2011年09月04日。
②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版。
③ 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
④ 张兴慧：《中国的自由繁荣关乎世界的未来》，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30日。
⑤ 杨万国：《记者返乡》，新京报，2012年1月31日。
⑥ 聂宽冕：《莫言因文革小学辍学务农，青年投稿屡屡遭退》，京华时报，2012年10月12日。
⑦ 李新玲：《青少年科技竞赛走向高精富》，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30日。
⑧ 龚瀛琦、杜越、金慧瑜：《人生的每一种角色都要做优秀——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与复旦学子对话》，中国教育报，2010年10月29日。